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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上世纪90年代,杜文所在的设计院同样面临着自负盈亏、自谋生计的现实。
杜文清楚地记得,当时身边很多同行都陆续离职下海,包括曾和他志同道合的3个大学同窗。但是杜文依旧选择坚守这个岗位。谈起这段坚守,直到今天,杜文仍非常感谢当年的恩师黎玉贵总设计师。
杜文说:“黎总一直坚持研究工作,主动申报预研课题,带领整个团队摈弃浮躁与杂念,一心作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黎总的表率给了我很大的榜样示范力量。”
2004年,七院研发中心落户成都,型号研制的进度明显加快。杜文出任型号总设计师,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分系统设计师严重短缺,他这个总师俨然一个“光杆司令”,各个分系统都需要他亲自去抓。为了能为团队引进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杜文多次来到各大高校,扮演起了招聘人员的角色。
型号产品的每道工序、每个零件,杜文都要亲自过问,事无巨细。在产品总装测试期间,他一直与总装人员坚守现场;待各分系统都测试完毕后,他还要再检查一遍。对每一个问题,他都不轻易放过,原因、定位、机理都必须搞清楚并通过实验验证。
杜文的事无巨细,有时让年轻的设计人员有些不理解,觉得过于较真。但是杜文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其中的缘由,消除大家的顾虑。在他的心里,型号研制来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
2005年8月,杜文首次抓总的某型号产品迎来了首次飞行试验。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第一次的飞行试验结果,让他难以置信:落点纵向距离目标点相差甚远。上级立即要求试验队迅速查找结果,不解决问题不允许进行后续试验。
归零的会议从早开到晚,开得异常艰难。这样的艰苦分析持续了10天,直至最终查明原因。接下来该型号的两次试验均获得圆满成功,杜文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经历犹如人生的一次炼狱。杜文坦言,为了查找一个原因,满脑子都在琢磨,以至于有一次他在走路时,直接撞到了树上才回过神来。
“鬼门关前走过,还怕什么”
2003年中秋节前夕,在某设计方案即将完成时,杜文却经历了人生中最惊险的一幕。
起初几个月前的咳嗽,他并没有在意,只是随便吃点药就草草了事。然而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引发支气管炎的发作,气短、胸闷、哮喘这些症状,折磨得杜文难以入睡,情急之下,妻子拨打了当地的120急救电话。
急救室里,仪器的指示灯闪烁着他微弱的生命特征,医院下达了杜文的病危通知书。危急关头,医生决定切开他的气管,立即实施手术,进行最后努力。几天后,杜文才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
提起这惊险的一幕,他总是笑着说:“鬼门关前走过了,我还怕什么。”
与死神“约会”之后,大病康复的杜文,并没有改变忘我工作的状态。
面对研制领域内的多项技术空白,多年来,杜文总是主动加强多学科、多领域的钻研和学习。
有一次,为了能多请教一位知名的专家,他和同事就在专家工作的附近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10多个人睡觉就挤在卧室,狭小的客厅摆上电脑就成了办公室。一个多月的求学之路,大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工作,抓住一切机会看书、请专家上课,共同摸索设计的基本方案。
“杜总好学无畏的精神既让我们佩服,又让我们感动。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杜文的徒弟,如今已是七部软件研究室主任的博士后宋勇仍非常感激杜文的言传身教。
宋勇说:“记得2006年刚来时,杜总就主动给我们定下学习计划,罗列相关书目,并将自己的书籍拿来与我们共享。他一直提倡民主发言,有时大家凑在一起,会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这个过程让我们受益匪浅。每次产品总装时,他都会带领我们设计人员前往现场,了解产品总装的整个过程,这对我们后期的设计工作启发很大。”
杜文认为从事型号研制一定要吃透技术、吃透状态、吃透规律,这是对研制人员实实在在的要求。要做到这些必须要不断加强学习,提升能力。杜文十分重视每一次试验后的经验总结以及每一次归零报告的整理分析。在他眼里,每一次试验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总结和提升能力的机会,每一个技术归零报告都是一本生动的活教材,这些对于自身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近年来,通过主动加强各专业组的学习和能力建设,鼓励和发动设计人员学习一些重要和关键的冷门专业,在杜文的带动下,该院姿控和制导专业已由原先的一两名人员发展到了两个专业组,培养出多名骨干。
有一次,在表彰大会间隙,有记者问他,是什么能他一直无畏付出。杜文的回答很淡然:“是航天事业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激励着我不断前行。”对他而言,型号研制俨然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融入血液,成为精神。
繁忙的工作之余,杜文2006年又报考了西南交通大学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并在2008年获得了项目管理专业工程硕士学位。
“劳动模范”不“劳动”
随着型号试验的捷报频传,近年来,多项荣誉也向杜文纷至沓来。
2007年,杜文荣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授予的“劳动模范”称号。当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妻子打趣地说:“你这个劳动模范在家里可从来不劳动。”
虽是一句玩笑话,却让杜文印象深刻。多年来,他全身心投入到型号研制工作中,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少之又少,家中的事务更是无暇顾及,这让杜文多少感到有些愧疚。
“工作上取得的这些成绩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付出。”提起往事,杜文有些激动,声音也哽咽起来。
他曾经算过,这些年下来,去北京出差的次数比去成都市区的次数都要多得多。
2004年,七院研发中心成立时,杜文从重庆航天机电设计院调到研发中心。他来到成都龙泉后就长期在外出差,举家搬迁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身上。
收整、打包、搬运、押车,妻子一人忙前忙后,跑上跑下,将整个一个家从重庆搬到了成都。搬家的繁杂与艰辛,都是妻子一个人承担,身在外地的他只能在电话里关心一下进展,嘱咐一下妻子注意身体,放下电话又埋头于工作。
如今已上初中二年级的女儿早已习惯父亲的忙碌与长期出差。虽然杜文多次允诺陪家人外出游玩,这一天直到2009年才姗姗而来,这一次是他工作20多年来第一次请年假。游玩的地点就在成都附近,可是在游玩途中,因为工作上的诸多事宜,他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原计划一周的行程压缩到了三天便打道回府了。
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新的开始。今年3月,某新型产品的研制又一次刷新纪录。对杜文而言,所有的艰辛付出只为疆场那道美丽弧线,只为那腾空而起、直刺苍穹的壮丽景象。 (仝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