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

　　1955年10月8日，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怀抱，迄今已整整经历了50个春秋。

　　回国后，钱学森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满腔热忱地投身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这一伟大事业中。他的归国，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点。从那时起，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令世人惊诧的勇气和毅力，从一片空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钱学森归国前，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20年。这期间他在空气动力学、喷气推进、航空工程、物理力学、工程控制论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杰出贡献。他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有深厚造诣，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回国前他已经是集航空与航天科技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科学管理于一身的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

　　归国后4个月，也就是1956年2月，钱学森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深厚的知识底蕴、丰富的科研阅历，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我国自己的导弹与航天工业。他的意见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很快于1956年10月8日，也就是他归国的第二年，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命钱学森为院长。 

　　中国航天事业创业初期，中央制订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方针。根据中央的方针，钱学森在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之初，为尽早实现独立研制这一目标，确定了正确的技术发展之路。他提出将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分为从事长远及基本研究的机构、设计研究机构以及一系列生产工厂三个部分。他尤其重视预研工作，强调为进入型号研制储备足够的技术，为研制后续型号打下基础。他亲笔撰写了中国航天的第一本教科书《导弹概论》，并特别重视设计研制队伍的培养，常常亲自向技术人员讲解导弹理论。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院开始，经过几年建设，我国迅速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能攻关克难的科研队伍。钱学森在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人们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196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随后在钱学森的主持下，我国开始制订导弹武器的长远发展规划。钱学森坚持结合我国国情，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他通过广泛的民主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地地导弹“八年四弹”发展规划。它的最终成功实施，为我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带来了飞越，在技术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早在我国1965年开始研制人造卫星之前，钱学森就提出了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顶层设计方案。20世纪50年代他已开始人造卫星的探索工作，并安排了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研制计划，为研制运载火箭和发射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 1965年1月，钱学森正式向国家建议，尽早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研制发展计划。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我国卫星研制工程开始启动。1968年2月，钱学森受命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此时，我国的卫星事业正面临着卫星研制与应用如何发展的战略问题。钱学森明确指出，卫星的重点是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兼顾空间探索，因此发展的重点是应用卫星，并提出了“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的技术发展步骤。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制订了“三星规划”，即首先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其次将返回式卫星列为重点进行发展，然后再发展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发展战略。这条技术发展路线使我国的卫星事业在不长的时间里，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并为以后的发展、特别是载人航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导弹与航天型号的研制，技术复杂，参与人多，涉及面宽，协调性强，因此组织与管理工作非常重要。钱学森根据长期的工作实践，强调按系统分层次，把各个环节严密地组织起来。钱学森强调总体和系统工程的思想，对推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航天队伍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这一思想仍然指导着我们的航天科研管理工作，并形成了我国航天科研管理的突出特点。 （辛 文）